10月1日晚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。其中，多种形式的烟花表演与磅礴的乐音交织，与地面上的光影交辉，以夜空为幕，描绘出了一幅震撼人心的盛世图景。
南都记者获悉，为这场总燃放时长约20分钟的“烟花大秀”提供产品的，是来自湖南、江西、河北等地的多个烟花生产燃放企业。许多特效烟花，是由这些中国企业根据联欢活动的要求特意研制的。其中，作为开幕礼花的70束“光柱”，出自江西省李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。这是一家主营海外业务的烟花企业，同时也承担过包括北京奥运会、上海世博会、杭州G20峰会等在内的重大燃放任务，这已是其第4次作为首都国庆活动的烟花供应商。
这一次，为了实现联欢活动烟花总设计师蔡国强的“光柱”创意，该公司在遍布长安街的70个燃放点位上，共装配了1680发特制虎尾烟花弹，分2次射出，确保每一发都笔直上升，升空过程和停滞高度精准一致。同时，他们还承担了贯穿整场活动的高空礼花弹，以及中空焰火的燃放任务。
10月5日，李渡烟花集团董事长邓煜群告诉南都记者，自今年1月起，他全程参与了此次国庆烟花表演的筹备，活动当晚就在现场。“当我看到我们制作的上万枚礼花精确升空、完美绽放时，我感到十分激动和自豪；整场活动结束后，心中的大石块放了下来，才感觉到疲惫。很开心这9个月以来，我们一千多名员工的付出得到了认可。”
在令世界惊叹的“火树银花”背后，如何控制燃放精度，做到安全、环保、高效，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。李渡烟花外联部经理桂团顺向南都记者详细介绍了筹备过程。故事背后，是中国烟花爆竹行业从传统“小作坊”到大型现代化生产集团的历史性跨越。
【对话】
试制“光柱”特效弹赢得组委会青睐
南都：70根“光柱”，最初是烟花设计师蔡国强的一个艺术创想，怎么把它变为现实？
桂团顺：我们采用的是虎尾特效弹，每一根“光柱”由12管虎尾烟花组成。传统的虎尾烟花弹升空之后，随着它的燃烧和上升，重量会越来越轻，越来越容易受气流的影响形成漂移，看起来就像弯曲的虎尾，由此得名。我们觉得，这种特效弹也能做成笔直升空的，达到“光柱”的效果，所以就从它入手进行开发。
开发的过程是很不容易的。普通的虎尾特效弹只能上升100米高，这一次的“光柱”要达到300米。我们试过非常多的方法，比如做成柱形弹，甚至把中心镂空、做成空心弹，测试效果都不是很好，打到天空之后，不是有碎花就是“勾头”的，最后经过论证，决定回归最原始的球形弹模式。
我们集团的技术工程师肖伟龙亲自动手制作，他要在每层材料干透的情况下，每天糊一层药，糊了大概20天，才能把一颗虎尾特效弹做出来。4月下旬，我们做了一次燃放测试，效果很好。5月8日，组委会特地来江西、湖南等地，实地检查各家供应商试制的“光柱”效果。我们公司在这次表演中，很明确地把“光柱”的所有特点表现了出来，获得了认可，正式成为“光柱”特效供应商。
1994年、1999年和2009年的国庆联欢活动，我们公司都参与了烟花燃放，出来的效果都很稳定、扎实，这次我们展现出制作“光柱特效”的能力之后，以后拿到其他燃放任务也就水到渠成了。
南都：从产品试制成功到实现量产，又是一道难关。如何解决？
桂团顺：对于我们来讲，在实现“光柱特效”后，面临的技术难度就不是很高了。但因为此次联欢活动所用的高空礼花弹也全部由我们生产，要确保这些烟花不发生任何疏漏，且都能完整燃放，才是最大的压力。从原料的采购、生产环节的检查、成品的抽测，到包装、运输、安装等各个环节的控制，都必须严格落实。
在生产过程中，我们每天都会试燃放，确保每一批次都是安全、合格的。同时，在我们准备礼花弹期间，各级质量督导单位和专业行会对我们的系统性检测是非常多的，总共抽检了38种不同品种及尺寸的烟花产品，验了393个批次。
我们为此次联欢活动制造的烟花弹大约有47000多发；最终送到北京的大约是2万多发，包含正式燃放的、演练和备用的。
车队护送2万多发礼花弹运抵北京
南都：这么多烟花，是怎么从江西运到北京的？
桂团顺：我们有专业的烟花运输车队，这次又重新整合其他地区的车辆；保障单位的车也重新整合，护卫所有供应商的烟花从产地运到北京。这个运输过程对司机的要求也很高，必须匀速驾驶，以确保烟花产品不因受到颠簸而影响质量。我们这批烟花弹，大约是在9月中旬运抵北京的。
南都：70根“光柱”要在70个不同的燃放点安装，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？
桂团顺：因为联欢活动当天上午要在同一地点举行阅兵，而且“光柱”的阵地太长，我们没有办法在阅兵完成后才进入长安街安装，那样来不及。所以在仔细研究之后，我们决定不把燃放用的特制发射架放在地面上，而是架设在车上，用70辆足以承载焰火燃放后坐力的车子，到了时间直接开进70个“光柱特效”的阵地。
其中。在天安门前的几个重要的燃放阵地，为了配合其他单位的表演，我们在活动当天17时才正式进驻，而且必须要在3个小时之内把它们完美无误地架设起来。这对大部分烟花企业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按照以往经验，在天安门前面做这么大规模的燃放，至少需要一天时间进行架设。
所以，3个小时的动作，我们至少提前两个月，在江西的工厂就演练过无数次，在9月下旬预燃放时又实地演练：如何把炮管提前先组装好、安装在轮车上面，迅速用轮车把炮管、炮架推到阵地的指定地点，接下来以最短的时间完成电子点火器的接线和检查……到了10月1日这天，已经熟练到不能再熟练了。除此之外，因为当晚的联欢活动有非常多表演人员，他们要进出阵地，我们必须配合他们，这方面也做了非常多的演练。
南都：为了这次燃放任务，你们一共派出了多少人？
桂团顺：我们公司到北京联欢活动现场的有数百人，其中大多是安装人员，另有部分后勤人员。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争取把这件事情做好，我们只能把操作人员量化。所有燃放设备的架设，都是由我们专业燃放人员完成的，但这一次70根“光柱”的燃放工作，是由部队官兵帮忙实施的。
联欢活动当天仍在对燃放设施进行微调
南都：作为4次国庆联欢活动的烟花生产单位，能否谈一谈变化？
桂团顺：1994年国庆时（新中国成立45周年），是完全没有电子燃放设备的，基本上就是人工点燃导火索，点完之后就把礼花弹装到炮筒里去，直接发射，要控制整齐程度是很困难的，造成伤害的风险也高。所以在那时，烟花表演项目基本都是放在整个国庆联欢晚会的结尾处，持续一两分钟就结束了。
到了1999年国庆（新中国成立50周年），我们开始引入电子点火设备，不用再派人直接在炮筒旁边点火，而是可以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进行操作。那届组委会对烟花燃放提出了新要求，希望更具艺术性和观赏性，我们就把音乐与烟花做了结合，开创了我国配乐烟花燃放的先河。不过，当时没有电脑编排软件，我们是听着音乐的节奏，根据导演的指示燃放，基本上还是人工操作。
到2009年（新中国成立60周年）时，更进步了，已经开始出现电脑编排软件，可以把音乐导入进来，在软件中给每个点火点设时间，直接发送指令到电子点火器上，整个表演的节奏更精准了。
最近十几年来，包括我们李渡烟花在内，国内多家烟花公司都参与了北京奥运会、上海世博会、北京APEC会议、杭州G20峰会、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等在内的很多燃放任务，整个烟花行业进步非常快。所以，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，烟火总设计师蔡国强就有信心设计更多燃放项目。包括“光柱”、“双线70”、“孔雀开屏”等在内的特效烟花，可能十年前他会觉得有难度，不敢尝试，现在他和总导演张艺谋都能比较满意、放心。最终我们的表现也确实称得上是“弹无虚发”，完完全全地按照编排完成了任务。
南都：此次烟花燃放与音乐、解说、光电表演的配合，已经精确到了令很多观众无法想象的程度。具体是如何做到的？
桂团顺：首先，用于控制烟火燃放的编程软件，现在已经很成熟，我们能精准地按照导演组要求的时间点火。但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难度，就是烟花点火后，怎么确保每一颗礼花弹都能准时在空中定点炸开呢？最重要的是我们精密地计算所有的药量，包括发射药、开爆药的用量，甚至导火线的长度，并且藉由精密的管理控制，确保每一位工人能按照工艺要求，做到分毫不差。
南都：这么大规模的燃放，怎样保证不破坏环境？
桂团顺：这次我们在国庆燃放的所有的礼花弹都是环保材料做出来的，打上去之后，烟雾的发散量降低，而且烟幕也会消散得比较快。另外，整个礼花弹都是纸制包装的，没有任何塑胶料。所以，即便有残渣掉落，收集起来就是废纸，很容易降解。
南都：听得出来，为了做到安全可控，你们已经考虑了很多方面。但最终燃放时，可能还是存在一些难以控制的因素。比如，万一起风了，是不是会对烟花的燃放效果造成影响？
桂团顺：当时已经启动了北京气象局与联欢活动指挥部之间的信息联动机制，所以我们的烟花表演组会第一时间能够得知北京的天气状况，包括风速等信息，在联欢活动正式开始之前进行微调，以确保我们呈现的效果准确无误。
南都：整个烟花表演过程中，你们公司内部肯定是高度紧张的。什么时候能松一口气了？
桂团顺：虽然10月1日21时30分，整个联欢活动圆满结束了，但是我们还需要做撤收，10月2日清晨6点之前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撤收完毕。实际上，从9月30日到10月2日，我们的团队有将近30小时无休，真的是全力以赴。我们觉得，能够接到这样的任务是无比荣幸的，一定要给祖国和全国人民交一份满意答卷。
